是郑朗的契机所在。
外敌入侵,只要国家不软弱,让百姓失望,利用得当,便是一次凝聚民族团结的机会,更是一次转移内部矛盾的机会。
苟和的仅是最上层的少数人,也许占不到宋朝的人口千分之一数量,不过这群人手中有可能占着宋朝一半以上的权利资源,故显得宋朝以苟和派占据上风,实际不是,宋朝九成以上的百姓至少在外交上是激进的,多数百姓认为国家软弱,生活在屈辱之中。不然也不可能有杨家将的传说流传开来。
郑朗放在朝会上讲,也许将嘴皮子磨破了,也未必能说服三分之二的大臣支持。
至于有些人说国家财政吃紧。
财政不吃紧,也没有多少士大夫想打仗。
不过有了财政吃紧这一条,更给他们苟和理由。
民间却不大管的,郑朗有意煽动,梁氏做得太嚣张了,这些年,自治平时起,西夏就不停地犯边。郑朗文章前面一出来,后面无数士子写文章怦击朝堂。
就算允许他们犯错误,可最少得有一个底限。西夏人根本就没有底限,想打就打,想和就和,国家养了世界上最多的军队,一年军费最高时能达到一亿缗费用,怎么窝囊到这种程度?于其这样,为什么要养那么多军队?就是大理与交趾这样的小国家,也不能活得如此憋闷。
朝堂不知道怎么办?
郑朗一直是激进派,此次做得也不错了,无论与西夏使者会谈绥州,或是在刘沟堡中“顾全大局”的表现,皆无可挑剔。
但此次做得太过份了。
就包括一部分中立的大臣,心中也开始倒戈起来。
当然,不愿意生事的大臣更多,本来国家就是多事之秋,又有赤字拖累,因此希望西北宁静的,不然大战发生,国家必将被拖累下去。
不过下面反对声音波涛汹涌,这些人不敢说话。民间舆论纷纷嚷嚷,朝堂却是安静一片。
赵顼将曾公亮、郑朗、富弼与吕公著、王珪、司马光六名大臣诏入内宫商议。东府二人,西府二人,两制二人,皆是二府两制最高长官。连参知政事都无权参加此次秘密会议。
散后,连下两道诏书,第一道诏书正式将缓州编制,让范纯祐知绥州。
第二道诏书是重新杜绝西夏的岁赐,将两大榷场与一些私市全部关闭。
两道诏书一下,终于朝堂产生争执。
不管是什么原因,那怕是关闭榷场,中断岁赐也可以的,但不当将绥州正式编制,西北将不宁矣。可另一部分大臣却强烈支持,为什么西夏能蚕食宋朝的土地,宋朝就不能吞食西夏土地,况且连蚕食都不能称,乃是嵬名山兄弟自己主动投奔宋朝的。
梁氏听闻,派使来议疆界,宋朝不准,我们宋朝不会象你们西夏那样。连使者都敢杀,但你们使者也不要踏入我们大宋地盘。
宋朝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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