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君实,一定办好它。”
很客气地,用司马光的字来称喟。说完又想到一件事,问道:“求索书院里的五先生如何?”
郑朗脸色凝重起来,反问了一句:“存天理,灭人欲,是否是儒家之道?”
“不是,”赵顼想都没有想,就否决了。郑朗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重视道德这个环节上,但郑朗也不知道,为什么绕了这么远,正是受了这六字的影响,害怕德化再度被他人错解成存天理灭人欲。
郑朗重视道德,但重视的乃是“恕”德,而非是“忠”德。也就是将子贡拒金定为一个道德最终的目标所在,却不赞诚仁们去摸仿他,学习的非是子贡拒金,而是子路受牛。
不能说朱熹的儒学皆是错的,郑朗没有一棍子将朱熹打死,修儒学时借鉴了许多后来朱熹的观点。然而最反感的就是这六个字,而且这六字荼毒之深难以想像。
批儒批孔,但有没有想过做好人好事不留姓名,不求回报,与这个存天理灭人欲之间有什么区别?
最后清醒过来,孔子有的还是好的,大开孔子学院,但连孔夫子的核心思想都不知道,开屁的学院。开始理智了,但还在鼓励人们做好事不求回报,拾金不昧,甚至要求自己儿子压死溺死不救,要救别人的孩子。
好象道德高度真的有了,关健能有几个人有这种纯粹的利他思想,“忠”,存天理灭人欲?
老太太倒地,立即将她扶到医院,其家人来感谢,送了许多礼物,不能收,一收是有目的,整个社会耻之。似乎是不错,救人乃是为了求回报,怎能称为做好事呢?
有没有想过,没有回报,有几个人愿意做这些好事,做得好,家人来还能说几句感谢话,做得不好,老太太说一句,就是你车子撞我的,你推我的,得付我医药费,傻眼了。
为什么宣扬这种拾金不昧?
难道统治者皆被酒池肉林弄昏了头脑,想不到这种简单的后果吗?
相对而言西方做得要好此,那些手段也许中国人不耻,认为做秀,可慈善事业为什么远胜于中国?至少人家做秀罢还做好事罢,得到了名,得到人们的尊重,做好事的人才会多起来。
相比于西方,郑朗做得更彻底,未必指望每一户人家都会出范仲淹与欧阳修,向恩人回报,至少施济者钱帛与姓名一起让被济者得知,知道恩人是谁,见了面会叩头感恩,或树立长生牌坊,施济者在乡里也得到脸面,因此慈善会并没有因为下面争执而摇摆,一直在默默地扩大。
社会可以学雷锋,但最好做人不要学雷锋,而是学陈光标。
承认陈光标不仅是做秀,也是在做了许多好事,做好事的人才会多起来。
朱熹埋的这个坑太深,连太祖都陷入这个误区,一面打倒,一面树立存天理,灭人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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