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权贵在支持,相互冲解,法便落实下去,只要执行几年,或十几年成为习惯,也就不会再吵。
但郑朗冠以一个好葬的名字,仁。
仅这一点还是不够的,仁是恩,还需要威,用法令来制裁与震摄。
这两条庆历新政什么地方看到了?
再加去一群乱七八糟,不知深重的小弟上蹦下跳,轰能不失败?
郑朗将想法说出来,吕夷简黯然,然后天天将郑朗的中庸捧着,当语录看。又对吕公著说出以事论事与因人论事中间种种区别,这样高深的哲学话题。
赵祯想了想,说道:“准。”
吕夷简又说道:“陛下,但到下面,不是整块田地,大田者十几亩,小田者仅几分,各不相连,有的主户田地分散在几十处,几百处,测量不易。故臣以为还要下一份诏书,各地耆户长丈量管辖内的田亩,立木植树为界,标洲田主、土色、田亩大小,良疮,然后交给各县令备案,以后若因为灾害、拓荒、易主、水利、道路等原因变动,必须重新请耆户长测量,再向各县衙备案。官员下去测量田亩时,按各县衙10册测量,不在10册范围内,或者与10册范围内田亩不实者,皆悉数充公。耆户长不执行者,没耆户长地以罚之。否则即便有官员下去清量,也是两眼茫茫。陛下请三思。”
富弼再次瞪目结舌。
但吕夷简与郑朗用意并不是在此。
并田与隐田的历史十分复杂,唐朝先以丁纳税,一丁交多少粮与布,担负多少力役。于是有的官员不让百姓流动,堵塞州县通向外界的道路,甚至将扬州与开封这样的繁华商业城市商业进行封闭,让市民返回农村种田。这肯定是不对的,后来有了杨炎的两税法。执行得也不大好,引起很大争议。但使宋朝受益,宋朝人们熟悉,于是继续使用两税法。
百姓用所出产的谷、帛、金铁与桑麻分夏秋两季上交,征税额是取其民田按上中下三等纳税,若是中田取其一季所产一石的十分之一,也就是一斗向朝廷纳税。
实际不止,否则郑朗不会在太平州收其十分之三,百姓还喜笑颜开。因为除了这一税外,还有支移,从调动费到起纲钱、雇船钱等等,名目繁多,便民反成苛民的折变,加耗,最厉害的官员能让一斗粮加耗到四斗,触面,这个从唐朝就开了,官吏往上踢啊,踢下来的便是自己的,最厉害的两斗半能踢出仅剩下一斗。
这才是真正的两散
两税各种物资折合下来所得,一般在三千几百万到四千几百万贯,仅两税也比唐朝所有税务高,不过百姓反而没有唐朝百姓负担沉重。因为唐朝存在大量免役户,包括曾经庞大的五姓七家,所征的范围面很小,虽不及宋朝多,但真正被征税户负担远比宋朝繁重。
宋朝除了职田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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