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万缗税钱,一百万钱增购粮食,三百万购了一批棉袄、棉被。
陆续的调向北方,一部分已经运到京城,向京西路用工代赈方式分发。
有吃的有穿的,谁愿意造反?
尽管是半温半饱,但比造反强。
郑朗亲自镇压,给了各州军官员很大压力,也许郑朗不一定会放在晏殊、韩琦眼里,但他终是当朝宰相,参知政事,若按权利大小排,仅排在晏殊、章得象、贾昌朝之后,还在杜衍与范仲淹之前。
范仲淹的新政又规定以政绩作为标准,而不是以前那样过错少作为政绩标准。双方的压力,使京西诸州军官吏十分害怕。
一些官员的无能也使赵祯怒火中烧,难得这么从重地处理,包括转到颍州担任知州的柳植,在赵祯愤怒下,扒去官帽,流放岭南。老柳六十多岁了,哭得象泪人一样,但他若在赵祯面前哭还起作用,老了,放过你吧,回家好休息了。但在颍州哭昏过去,赵祯也看不到,让衙役强行往岭南送。韩纲做为韩亿的儿子,这次也没落得好,同样流放岭南安置。相关的官员,一共处理了十几个。这逼得余下的官员不得不打起精神。
柳植说邓州没有官兵,其实真的不对。尽管郑朗削了一下,现在宋朝还有四十万厢兵,各种差役五十几万,差役又叫役人,不一定是壮丁、弓箭手与衙役,但这三者在役人中占了最少一半。无论是厢兵或者衙役、壮丁,都有捕盗职责,六十多万庞大的人数,但宋朝仅有三百几十个州府,一州摊派下来,不算禁军,一个州平均也有两千人,养他们干嘛?当真只是用来搬东西的?那为什么还让老百姓担负着那么重的徭役?
还有一个难处,流民。到处是流浪的灾民,官员确实难以分清那是盗匪,那是流民。
赈灾物资源源不断的调来,加上种种重压,官员打起精神,小心翼翼的做事,先是将流民编制起来,没的吃没的喝,到处流浪不怪你,现在有的吃有的喝,还流浪了,想做什么?到于工,到处都有工程,仅是水利一项,宋朝忙十年也忙不完的。不然经过范仲淹的重农桑改革后,王安石还发动了更大的农田水利法。几乎都不用看,坐在州衙想一想,就有工程冒出来。
流民有了秩序,盗匪便减少了藏身之所。
官员振作,催促手下的衙役与厢兵官员抓捕,还有优厚的告密赏金,朝廷说盗匪、盗贼,其实就是义军,一伙人最少也得好几十个。即便山多林茂,但笨拙落后的生产力导致山区存在大量柴户、炭户与猎户,活动范围并不比后世小,几十人带着武器与粮食,甚至还有抢来的财帛,即便是高大的熊耳山,也会有人看到。
而且举报赏酬很厚,一人十贯,几十人便是几百贯,放在任何一个三等户以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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