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是和,请朝廷集百官商议不就得了,何必要绕来绕去,带着一些刺儿?
欧阳修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余靖接着上书配合,臣见朝廷每遇契丹使到阙,元昊差人来朝,大臣商量,惟欲秘密,两制两省御史中丞以下,虽名侍从供奉之官,当时皆不能知,及处置既了,就是不便,也无从论列。这样不对的,罗列一大堆理由,要求北敌、西戎之事,系国家安危,侍从谏诤等言官,必须要知道。
似乎有理。
但他们忘记了本身职权,各有使差,各伺其职,不在其职,不谋其政。无论国事或者外交,管言臣屁事!两府有处理军中大政权利,但无弹劾之权,言臣有弹劾之权,但无处理大政权利,包括外交。
是监督官,专门监督官员的品德,或者政事做得好坏,做完了,有了好坏,这才轮到言臣发话。这才是各伺其职。
这就是争啊,在言臣替言臣权利争,在政臣替政臣权利争,但也不是欧阳修一个人,韩琦在秦凤路替秦凤路争增兵,后来王安石在三使司替三使司争,差一点使三司使比宰相权利还在大。
对于两个小弟的胡搅乱缠,范仲淹没有作声,他与韩琦在着手另一件事,营田。泾原路营田做得最成功,因为郑朗不以敛财为目标,而定位在增加粮食收成上,第一批营田耕种一年便交给当地百姓,第二批仍在军中。可其他三路都在大量营田,陆续产生一些很不好的弊端。因此请罢营田,有人耕种的良田任当地百姓耕种,若是贫瘠的耕地,无人耕种,宁肯任其荒废,也不能继续营田,也不能交给军中经营,以免苛剥于民。若原来确实是租田,与营田无关,令依旧额出课税,如原来是远年贫瘠逃田,旧税额重,无人请佃,即与减定税额,召人请佃。
确实,营田产生许多不好的纠纷,就是泾原路郑朗从始至终不以谋财为目标,也产生了少量纷争。赵祯听从,罢废。范仲淹又请辞参知政事,愿与韩琦交替行边,主持西方事务。赵祯嘉之,以任中师为河东宣抚使,范仲淹为陕西宣抚使,先移文两路,但将二人留于京师,没有放行。
使者渐至,欧阳修终于进了一封让郑朗感到满意的谏。
元昊来人将要来阙,听说管勾使臣须索排比,次第甚广,说俗一点,就是将西夏使当成老太爷供奉来着,臣料朝廷想要使其臣服,方许通和,若是如此,必须先挫之,方能抑其骄慢,才能商议。礼数过厚,则认为我怯,知我可欺,议论之间,何由屈服?若果能得其心,议定之后,稍加礼数,亦未为迟。
杨守素嘲笑晏殊,的确晏殊真的只能作作词,做副相可以,做首相会贻误国家大事的。吕夷简外交上也软弱,可他顾着大体,晏殊哪里来的顾大体能力,在他这个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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