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杜威夫妇到达天津，由胡适迎至北京。6月，杜威在北京先后作了《美国之民治的发展》、《现代教育的趋势》的演讲，此后直到1920年3月，杜威主要在北京各学术机关团体演讲，基本都是由胡适担任翻译。9月，北大正式聘请杜威为客座教授，为期一年，这中间胡适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前边提到过，杜威来华讲学，1919年5月自日本抵上海，1921年7月离北京回国。两年多期间，曾在直隶、奉天、山东、山西、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11省举行演讲。在北京、南京两地作系统讲演，在北京高师、南京高师两校讲学。报刊大量发表其讲演，如《新教育》杂志1卷～3卷各期均宣传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理论，并刊出“杜威专号”。

　　北京晨报社出版《杜威五大讲演》，两年内印行十几版。并出版北京高师和南京高师两校学生的听课笔记：《杜威教育哲学》和《平民主义与教育》。稍后，其《民本主义与教育》等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

　　《杜威五大讲演》内容囊括了实验主义哲学、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等思想。在杜威讲学的推动下，当时的中国形成一股实验主义的热潮。几乎所有具有影响力的报纸杂志竞相报道杜威的行程，连篇累牍地刊登杜威的演讲录，知识界纷纷撰文介绍、评论杜威的学说，各种各样社团以及相应的报刊陆续诞生，各级各类学校大力试验杜威的教育学说。杜威的大名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国土上到处传扬。要知道，杜威来华正值中国政治上、思想上、社会上风起云涌之时，知识界正在进行“新与旧”的论争，杜威的到来壮大了自由知识分子的力量，他的系统学说更成为当时中国政治领域、思想领域和教育领域的主导潮流，极大地推动了民主与科学的传播。

　　近一百多年来，难以计数的外国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先后传入中国，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杜威这样一位西方的思想大师，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亲自来到中国讲学，其停留时间之长，所到地域之广，宣扬自身学说之丰富，产生影响之广泛，是其他任何一位外国思想家、学者都无法与其相比的。

　　如胡适所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这样大。”

　　1919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五届年会，达成共识要“以儿童为本位”以及“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为指导思想进行学制改革。这一指导思想借用了杜威“儿童中心说”的教育理论，化用了杜威的“智能个性论”和“共同活动观念和习惯学说”。

　　1922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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