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德会”归根结底主要还是靠个人自律为前提。北大的腐败，不过是当时社会恶浊风气的一个缩影，想通过这样一个团体完全改变北大的风气，显然是不可能的。

　　但是，按照中国道德文化传统，评价一位学者文人往往从道德、学问、文章三方面切入，而在其中，道德更重要。学问大，文章好，而如果道德缺失，会被认定是文人无行，这是最严重的批评。一般认为做人比做学问、写文章更难，也更重要。

　　这也就是说，类似于北大这样的学者文人的集合之地，“进德”还是有某种内在要求的。

　　所谓做总比不做好，北大毕竟是北大。有了“进德会”的影响，以及学校奖励优秀学生，对违规学生进行处分等配套措施，北大的校风还是有很大改变的。

　　“当时所有的新闻报道，对北大完全是刮目相看。1917年的报纸对北大的评价就完全变了。五四运动后更不用说”。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上个世纪之交在中国学界广为人知的口号，乃至到了今天还余音犹在。这个口号的提出者，是最先接受了西方新学的中国知识分子。而他们不可避免受到西学思维的影响，才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力图为东西思想做一个合理的定位。

　　问题在于，他们口中所谓的“中学”本质上侧重于“道”，换言之，注重的是世界观方面、修身方面、做人的伦理。而他们所理解的“西学”，注重的是“术”，注重做事的方式、技艺，科技的革新。

　　一个是如何做人，一个是人的技能，可以说，这完全是两个层面的东西。修身的方面本就是“体”，而致用的方面本就是“用”。举例而言，一个科学家，他要掌握专业技能，但同时，他要有品德、理念、伦理观念。这二者毫无悖逆。

　　唯物史观早就正确的指出，一个社会，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以后，与之相适应的伦理道德也是要发生变化的，或者说也是要进步和前行的。这也就是说，社会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变化了，人们的交往方式也会发生变化，就要重新规范人的行为。

　　必须看到，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渐发展，封建制度越来越走向穷途末日，传统的伦理思想在很多方面也已过时。

　　加之鸦片战争后，泱泱中华大国，一直遭人欺辱，于是，很多人提出“中学”无用的观点。在学界，也像那些鼓吹“实业救国”“工科救国”论者一样，专注于理工，而轻人文学科。

　　蔡元培的可贵，一方面在于，他并没有因为西方船坚炮利、科技强大，就像当时鼓吹“实业救国”“工科救国”论者一样，专注于理工。

　　另一方面，他没有像一些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士大夫一样，认为不能因为西方科技发达、东方物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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