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害卜克斯的人犯解到。袁世凯令按察使胡景桂和济南知府卢昌诒审理，他自己也亲自审讯了几次。

　　甘伯乐到来后，态度强硬、目空一切，提出四条处理意见：第一、将凶手从严治罪，巡抚会同观审，领事监刑。第二、将泰安知府和平阴肥城两知县革职，永不叙用。第三、照教会绘制的图纸，在行凶的地方为卜克斯建立教堂，由教士选择地方，官府拨款，并由民众集资立碑。第四、恭录上年十二月初四日著迅，将疏防的各官行参处的谕旨及办案情形，由巡抚出告示晓谕，不得再发生此类事件。

　　袁世凯没有像某些清廷官员那样唯唯诺诺，表现得有理有节、不卑不亢。据理力争，立即将巡抚会同观审，和将泰安府和二知县革职、永不叙用两条驳回。虽然同意在行凶的地方建立教堂，集资建碑，但地方不能过大，投资不能超过一万两。完全答应的只有第四条。

　　在对犯人协商量刑时，甘伯乐要求此为恶性杀人事件，主犯和从犯应一律斩首。

　　袁世凯怕激起民变，只同意将两个首犯斩首。而后又驳回了甘伯乐其它无理要求。

　　甘伯乐因理亏词穷，只能泱泱而去。

　　这个时候的清廷对义和拳的态度暧昧，分歧也很大。

　　当得知袁世凯坚决与义和拳为敌后，有人提议清**不能让袁世凯轻易出兵清剿，有人甚至提出把袁世凯换下来。

　　清廷也不同意采取简单的高压政策，发出廷寄告诫袁世凯：遇有民教之案，持平办理，化大为小，化有为无，不可徒持兵力，转致民心惶恐。

　　三天后又下达一道措辞相当严厉的电旨：“拳民聚众滋事，自无寛纵酿祸之理。唯目前办法，总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如果寻击官兵，始终抗拒，不得已而是以兵威，亦应详查案情，分别办理，不可一意剿击，致令挺而走险，激成大祸。

　　“着袁世凯相机设法，慎之又慎，严厉古灿升、马金叙等随机因应，各了各案，毋轻听谣传，任令营员贪功喜事，稍涉操切。倘办理不善以致腹地骚动，惟袁世凯是问。”

　　袁世凯看完这些后，认为朝廷只是担心对义和拳的镇压，会激起更大的动乱。这些提醒和训戒，没有改变他对义和拳坚决镇压的态度。

　　只是，他知道，对义和拳的进剿，不能简单行事。而现在，他真没多大的精力管义和拳的事了，因为眼下有更紧急的事，需要他来处理。

　　就是高密民众阻止德国人修筑胶济铁路的事。

　　一八九七年，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曹州府巨野县张家庄，因与当地村民发生纠纷而被杀。这本是当时教会与当地民众矛盾不断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一次偶然事件，德国却以此为借口，出兵占领了胶州湾。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德国的军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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