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入谢，首言：“陛下许臣，今复三年矣，愿早定大计。”又因祫享，献赋以讽。其后韩琦遂定策立英宗。

　　迁翰林学士。中书议追尊濮王，两制、台谏与之异，诏礼官检详典礼。镇判太常寺，率其属言：“汉宣帝于昭帝为孙，光武于平帝为祖，其父容可称皇考，议者犹非之，谓其以小宗合大宗之统也。今陛下既以仁宗为考，又加于濮王，则其失非特汉二帝比。凡称帝若考，若寝庙，皆非是。”执政怒，召镇责曰：“方令检详，何遽列上！”镇曰：“有司得诏，不敢稽留，即以闻，乃其职也。奈何更以为罪乎？”会草制，误迁宰相官，改侍读学士。

　　明年，还翰林，出知陈州。陈方饥，视事三日，擅发钱粟以贷。监司绳之急，即自劾，诏原之。是岁大熟，所贷悉还。神宗即位，复为翰林学士兼侍读、知通进银台司。故事，门下封驳制旨，省审章奏，纠擿违滞，皆著所授敕，后乃刊去。镇始请复之，使知所守。

　　王安石改常平为青苗，镇言：“常平之法，起于汉盛时，视谷贵贱发敛，以便农末，最为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于唐之衰世，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五十步之间耳。今有两人坐市贸易，一人故下其直以相倾，则人皆知恶之，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恶乎？”吕惠卿在迩英言：“今预买绢，亦青苗之比。”镇曰：“预买，亦敝法也。若府库有余，当并去之，岂应援以为比。”韩琦极论新法之害，送条例司疏驳，李常乞罢青苗钱，诏命分析，镇皆封还。诏五下，镇执如初。司马光辞枢密副使，诏许之，镇再封还。帝以诏直付光，不由门下。镇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废法，有司失职，乞解银台司。”

　　举苏轼谏官，御史谢景温奏罢之；举孔文仲制科，文仲对策，论新法不便，罢归故官。镇皆力争之，不报。即上疏曰：“臣言不行，无颜复立于朝，请谢事。臣言青苗不见听，一宜去；荐苏轼、孔文仲不见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认母，坏人伦，逆天理，而欲以为御史，御史台为之罢陈荐，舍人院为之罢宋敏求、吕大临、苏颂，谏院为之罢胡宗愈。王韶上书肆意欺罔，以兴造边事，事败，则置而不问，反为之罪帅臣李师中。及御史一言苏轼，则下七路掎摭其过；孔文仲则遣之归任。以此二人况彼二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其能逃圣鉴乎？言青苗有见效者，不过岁得什百万缗钱，缗钱什百万，非出于天，非出于地，非出于建议者之家，盖一出于民耳。民犹鱼也，财犹水也，养民而尽其财，譬犹养鱼而竭其水也。”

　　疏五上，其后指安石用喜怒为赏罚，曰：“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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