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下来。形成了一个小村庄，有了一条石板路，一些作小曲的人和一些警察；警察中有昂菲翁和塞克罗。

　　在生者定居的同时，死者也要求一席之地。尽管招致一些醉汉们的反对，人们还是在一个如阿布瓦塔一般废弃的磨坊的围墙里圈出了一处公墓：就是在那里，死亡每天都在运走它收获的谷物；一堵简陋的墙将死亡与舞蹈、音乐、喧嚣隔离开来；短暂的喧哗、一个小时的婚礼便将它们与无穷的沉寂无尽的黑夜和永恒的婚礼分隔开来。

　　我经常到这座远不如我年迈的公墓里去走一走，这里，吞噬着死人的虫子还没有死去；我读着这些碑文：多少十六到三十岁的女人成了坟墓的猎物!幸福的是她们只度过青春时代!热弗尔公爵夫人，迪·盖克兰，另外一个年代的骨骸的最后一滴血脉，在这些长眠的平民之间小憩。

　　在这次新的流亡中，我又多了一些作古的朋友；勒穆瓦纳先生①长眠于此。他是德蒙莫兰先生的秘书，通过波蒙夫夫介绍给我的。我在巴黎时，几乎每个晚上，他都和我进行简单的交谈，我们的谈话诚挚友好，令我非常愉快。我疲惫不振的精神得到休息，变得健康放松。我将崇高的圣徒勒莫瓦纳先生的骨灰留在了台伯河畔。

　　①他死于一八二九年，见勒瓦杨先生的《夏多布里昂先生的光辉、痛苦和幻想》。

　　围绕着诊所的林荫道和公墓是我散步的场所。在这里我不再渴望什么：不再有前途，我便不再有梦想。对于新一代人我显得陌生，在他们看来我好像是光秃秃的、布满灰尘的旧式圆眼镜；我现在勉强被一块经时光裁剪而变短的发角的破布覆盖着，就像一个部队的传令官裁剪着一个没有光荣历史的骑士的燕尾服—样，我乐于被撇在一旁。我很高兴住在关隘步枪的射程之内，住在一条大路旁边，随时准备启程。时光就在计程碑的脚下，在我注视着邮递员中流逝……

　　一八二八年我在罗马时，曾计划在巴黎我僻静住所的尽头，建一个花房和一个园丁住的房子，这是我在大使馆和在托尔·韦加塔发掘找到的文物残片得到的全部积蓄。德波里亚克先生从中斡旋，我将这处令我陶醉的地方奉献给了国家：我重新陷入穷困潦倒，再见了我的花房：财富就像玻璃一样不堪一击。

　　我用纸张和墨水有一个坏习惯，使得我忍不住潦草书写。我拿起这支不知我将写什么的笔，将这段过长的描写涂抹了至少三分之一：如果有时间，我还会将它删节。

　　我应该请求那些感受到我某些想法的痛苦的朋友原谅我。我只会张开嘴笑，我忧郁、身体衰弱，的的确确是有病。无论谁看过这本《回忆录》都可以看到我的命运是怎样的。我没有依偎过母亲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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